鄙人读书、买书有个习惯，就是往往先读作者写的后记。后记是作者的自供状，从中既可见作者的喜怒哀乐、履历行状，同时也可以窥见作者的写作态度。郁沅、张明高先生编选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魏晋南北朝文论选》，就是我在读完郁沅先生写的后记后毅然买下的，尽管它价格不菲。
从后记中得知，此书的编选工作断断续续，前后整整达十年。这就告诉我，此书绝非急功近利的急就章。这已让我有了一份信任与好感。郁先生还说，他在编选此书时，给自己定下了“博”与“新”两条原则，就是要求选文有代表性、完整，对选文有所发现与钩沉。在此原则下，他与张明高先生“反复检阅魏晋南北朝的经史子集与有关类书……对入选的每篇文章择定善本并作校勘”。这种认真的态度，又让我产生了一分信任与好感。郁先生还说，他因眼疾住院，“心却闲不下来，不时与（张）明高兄谈起未完成的这部书稿”。这种身在病房，心在书上的敬业精神令人肃然起敬，又让我有了一份敬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买下此书便在情理之中了。
孔圣人早就教导我们，不仅要听其言，而且要观其行。后记说得好听，内文一派胡言的也不是没有。说实话，买下此书后，我心中还是有点打鼓。
这段时间因要搜集有关资料，于是便认真将此书阅读了一遍，觉得此书的质量确实不错。可以说，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代表性的文论言论都入选了。其中既有广为人知的《典论·论文》、《文赋》，也有不大引人注意的《续晋阳秋佚文》、《梵译译经音义同异记》等。其中的许多选文是从古注、类书、史传中爬梳出来的。这说明编选者在选文上下了相当深的功夫。
按照此书体例，是先选文，次校记，后附札。选文可见编选者阅读之功，校记则可见编选者校勘之力。作为资料性读物，如果没有认真的校记，其选文的可信度是要大打折扣的。郁、高两位先生深知这一点，所以，每篇选文在注明所依据的版本后，又用不同版本进行了认真的校勘。这里仅举一例就可见郁、高二先生的校勘态度。萧统《答玄圃园讲颂启令》全文只八十二字，他们选录所依据的版本是宋《碛沙藏经广弘明集》，然后又根据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·梁昭明集》、《全梁文》、《梁书·张率传》等进行校勘，共写出校记十六条。这样认真的态度，让人感动，令人信任。
如果说此书的选文和校记体现的是郁、高二先生认真负责的态度的话，那么附记部分则鲜明地表现了他们的识见。附记是对所选作者和选文的介绍和评论。总的看来，他们对选文的评论是言之成理的，其中还不乏新颖的见解，如对刘勰“老庄告退，山水方滋”的批评等。
郁沅、张明高先生的著书态度是认真的，表现了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。然而，出版社在出版此书时，态度却并不十分认真。书中尚有一些明显属于校对问题的错别字，最明显的是第335页将陶渊明《闲情赋》错成了《闲清赋》。
认真对待、处理古籍一向是中国学人的优良传统，然而，曾几何时，这种认真精神已悄然隐退矣。每当徘徊书肆，放眼尽是经典，满目皆为精选，不见一字校语，不注版本出处，单本数月编成，丛书半年搞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有《魏晋南北朝文论选》这样认真编选出来的著作，多少还让人看到了一点认真精神尚存的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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